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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而当自动驾驶汽车的计算机真把控制权交还给人类时,有可能是遇到了最极端和最具挑战性的情况。当法航447航班的自动驾驶仪让三位飞行员接管飞机时,他们也仅仅两三分钟的时间去考虑如何处置。而当行车电脑宣布“自动驾驶模式断开”时,我们把目光从智能手机屏幕上移开,看到一辆公交车迎面而来,我们能有挽回的机会吗?

       普拉丹翰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,在人类获准操控自动驾驶汽车之前,应当具备若干年的手动驾驶汽车经验。但我们很难知道这是否真的有效。不论一位司机拥有多少年驾龄或是驾驶技术有多么娴熟,一旦让计算机接管了汽车驾驶,他的驾驶技能势必会日渐生疏。从另一方面讲,普拉丹翰的建议也会带来这样一个难题:因为最有可能发生事故,所以我们或许会让年轻司机放弃手动驾驶。而即便他们学到了一些驾驶技能,但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影响下也很快会退化。

       正是因为数字设备出色地解决了小问题,所以才为大错误的产生埋下隐患。这些系统无微不至地为我们避开了所有令人尴尬的反馈,去除了所有实践磨砺技能的可能。当危机来临,我们会悲伤地发现自己是何等无能和措手不及。

       在飞行训练中,一些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会要求初学者时不时关闭自动驾驶仪,从而保持自己的技能水平,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好的建议。但是问题在于,如果初级飞行员仅仅是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关掉自动驾驶仪,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。但倘若让他们在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关闭自动驾驶仪,又有可能引发出真正的事故?

       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把计算机与人类的角色相互调换。通常情况下,我们让计算机驾驶飞机、让人类在出现异常情况时接手,为什么我们要让人来监督机器,而不是反过来呢?角色互换或许更好,让人类驾驶飞机,而让计算机进行监督,并在出现异常时进行干预。毕竟,计算机不知疲倦,富有耐心,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练习。

       譬如在无人机操作中,需要人来保护计算机,这时计算机的编程算法可以应对一些极端的异常情况。而一个更好的自动化系统也应如此,其需要人类操作者进行更多、更频繁的操作。如果一个系统需要人类在短时间内对极端情况进行迅速处置,那么无疑让人类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或许更有意义。

       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一名名为汉斯·蒙德曼(Hans Monderman)的荷兰交通工程师受命来到了Oudehaske这个小村庄,在当地,两个孩子因车祸而丧生。蒙德曼的雷达测速仪显示整个村庄的交通隐患是司机们开的太快。起初他考虑了那些传统的限速解决方案:交通灯、减速带、警示标志等等,但无疑这些方法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。譬如在交通信号灯以及减速带的直接作用下,司机的确会减速,但在没有这些设备的路面,他们一样开的飞快。

       因此蒙德曼尝试进行了一些创新。他对通过Oudehaske的主干道进行了重新设计,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条穿村而过的小路。蒙德曼将路面上现有的交通标志悉数去除。蒙德曼认为,警示标志是道路的表现形式。在更深层次上,交通标志存在的效果是为了提醒司机他们是一条道路上,一条汽车行驶的道路上。而蒙德曼想告诉他们的是,他们也在一个村子里,这里也有很多孩子。

从法航447航班的故事看人类面临的自动化悖论(六)